杨瑞龙:国企分类改革映照中国经济现实格局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6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混改、职工持股、国资委职责改革等, 有进一步实施的计划。上个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国企改革相关的两个重要文件, 意味着国企改革将全面落地。阶段。
       关于相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应邀接受了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的专访。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被认为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198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两篇论文中, 杨瑞龙设计了两级股份制, 这是中国第一个在行政权、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前提下, 系统地设计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政府层面是分开的。 、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公司多级国有资产代理结构。这一改革思路已经体现在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和深圳、上海等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荣获“国家企业改革方案设计奖”。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1995年初, 杨瑞龙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的人。国企改革的理论逻辑 华夏时报:您曾指出国企改革至今缺乏理论武器, 但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印发了《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和《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这两个涉及国企改革的重要文件, 您如何评价?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杨瑞龙:这两个文件的出台,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导作用:让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 让所有国有企业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当前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如何走上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从中长期增长的角度看, 加快国企改革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华夏时报》:按照您的观点, 如果国企改革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探索的, 就无法解释国企的所有制;如果思维逻辑是政治经济学, 就不能满足当前市场化的要求。那么, 既然理论上没有统一的标准, 国企改革如何才能真正推进, 结果又如何判断呢?杨瑞龙:我在19​​9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发现, 在国有企业产权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过程中, 很难避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即所谓的损失国有资产。究其原因, 国有企业的产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政企分离的内生现象;二是国有企业产权难以收回。因此, 单纯地谈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 就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是否需要全面市场化?当国企产权与市场发生冲突时, 谁来妥协?由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实际上也没有很好的理论来指导国企改革模式的选择。所以当时我就提出,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应该是一刀切, 而是要根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确定不同的改革思路。我的基本逻辑是, 国有企业可以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类。这一逻辑与当前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精神基本一致。 《华夏时报》:对于不同类型的国企改革, 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乎逻辑、连贯一致的理论解释?杨瑞龙: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整个资源配置遵循市场机制的长期规律。这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保持国有企业在重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也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竞争中需要得到有效保护。我提出的理论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 被授予“孙冶方经济学”称号奖”, 与“李股份”、“吴市场”并称“杨分类”。根据这一理论, 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属于竞争领域, 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的企业应该被视为他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产权和市场化重组时, 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但一步到位完成市场化改革在我国未必不现实, 所以我建议国有大型竞争优势企业着力产权多元化 让市场决定股权结构 中小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充分市场化 《华夏时报》:国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个问题”, 国有企业使政府无法公平对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企业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性。他们不是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者, 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另一种说法是, “生命线”说我们看到了新华社发表的一条评论。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大。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杨瑞龙:我认为,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决定了单一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坚持西方经济学的逻辑, 我们就会变得更强、更好、更大。国有企业一定是错的。但要确定市场机制, 就必须放开市场机制。如果坚持这种分析范式, 国有产权在中国就没有价值。但如果从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 可以说国有产权退却了。如果我们继续后退,

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和社会主义就没有关系了。 《华夏时报》:有人说国企有天分过度的职能不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还要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此外, 还要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然而, 它真正的原有功能, 即企业的功能被淡化和边缘化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瑞龙:这个问题正好证明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必要性。以往的国企改革是眉头紧握, 理论认知比较模糊。表现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的概括性讨论中,

其思想未能界定国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或地位, 从而导致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国有企业。多元化的目标。解决这种混乱的最好方法是改革分类。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选择的制度模式、中国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中国在选择国企改革的具体路径时, 既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逻辑, 也不能简单地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 但必须按照现有国情进行。分类改革体现了我国体制转型期改革的现实理论逻辑。谁确定分类标准? 《华夏时报》:国企分类改革效果不乐观?杨瑞龙:1995年我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观点, 1997年系统地阐述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路径。当时, 我的这些研究甚至受到了一些批评和批评。不久, 中央提出国企改革要抓大放小, 国企改革这是思维战略调整的一种进步。但我提出, 国有企业的规模不应作为国有企业抓放的分类标准, 而应按照竞争力和非竞争力来划分。我20年前提出的观点, 今天还能再提出来, 因为我当时已经把有关的理论问题讲清楚了。 《华夏时报》:普遍认为, 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在经营层面难以落实。你怎么看?哪些问题会影响分类边界?杨瑞龙:确实很难, 难的是具体问题。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 谁来确定分类标准?哪些公司应归类为商业公司, 哪些公司应归类为非商业公司?谁对这个问题有最终决定权?如果简单地按照谁贡献谁被分类的标准来划分, 可能会出现兴趣模式的问题。因此, 可能有必要建立一些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特征的严格分类原则。 《华夏时报》:“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垄断行业放开的部分试点有哪些?市场期待更详细的规则和文件出台。
       此次改革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红利释放?杨瑞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分类改革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新制高点, 混合所有制改革从1990年代开始就被广泛接受。从股份制改革开始,

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制度安排。现在再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 是进一步认识到国有企业现有产权是可以容忍的产权主体多元化, 而目前最积极的事情是, 产权多元化已经开始进入国有产权一统天下的传统行业。一是可能会改变自然垄断行业的主营业务;其次, 可能会影响自然垄断行业的辅助业务, 使其更加市场化;三是员工持股制度可以进入以前被禁止的行业;四是员工持股制可能为下一阶段建立重要国有企业骨干人员激励补偿机制创造条件。总体而言, 现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会对实力雄厚的国企产生改革影响。 《华夏时报》:本次《指导意见》再次强调,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引入非国有资本, 如出资、股权收购、可转债认购、股权置换等;鼓励国有资本投资非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职工持股。可以说, 此前的文件显示, 政府对同一问题高度重视, 但现实是“稀释性股权多元化”收效甚微, 小股东未能“当家作主” ”, 不能形成“资本力量”。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杨瑞龙:实际上, 人们对混改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 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仍然很高。
       有人担心,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动摇国企基石, 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具有较强垄断优势的行业。也有人担心, 民营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引发“关门打狗”等问题。我认为, 在讨论这些混改问题时, 我们应该回到国企分类改革。路径, 因为它更容易确定改革的分类。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边界, 股权结构应该由市场决定。例如, 大型竞争企业的股权结构应该由市场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手段或路径, 最终目的是完成非国有化改革。国资委职能改变?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目标?有哪些有效的激励措施可用于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杨瑞龙:下一个大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新文件规定, 未来国资委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资本,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被重新设计。未来, 地方国资委对地方国企的管理模式将参照淡马锡模式。中央国资委对央企的管理模式是通过资本管理、资本控制、授权央企经营等方式, 构建类似于淡马锡对集团公司的管理模式。所谓资本管理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资委职能需要转变。二是国资委通过授权经营模式管理央企。这需要国资委重新定位转型,

战略性收缩。这种改革的前提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取得突破, 否则改革将无法实施。 《华夏时报》:目前, 国有企业的股东监督机制还不成熟, 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公司控股股东滥用甚至滥用控制权已成为普遍现象。关键是该系统没有严格执行。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杨瑞龙:政府的过去有作为和无作为程度的主要原因是, 当国有产权以政府为代表时, 存在投票权廉价的问题, 其核心是没有人对国家的盈亏负责拥有的股份。这使得代理人容易受到贿赂, 并且当他被贿赂时, 容易无所作为。当他不被收买时, 他可能会胡乱行事。这恰恰证明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回到国企分类改革的前提下, 否则可能导致国企改革的失败。改革将如何实施? 《华夏时报》:国企改革两新文件出台对市场是好是坏?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否有限?我们看到一些工商界的声音, 国企改革不能停留在纸面上, 关键在于落实, 否则最好的方案将落空。如何看待这种担忧?杨瑞龙:新文件至少在理论上为下一次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空间。这包括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以及国有企业混改进入国有企业绝对主导的领域。如何细化文件中提出的一些改革原则, 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在文件实施过程中重组利益结构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文件仍然只是挂在墙上的东西。例如, 分类原则和标准是否可以执行?比如, 自然垄断行业的混改能否打破某些壁垒?特别是对那些有竞争力的国企改革, 能否进一步放开, 让民营资本进入再改革? 《中国时报》:明确国企改革分类标准后,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进入加速实施阶段, 国企改革配套方案是否有望在近期陆续落地?杨瑞龙: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件。两年多过去了, 实际执行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强。分类改革, 国资改革能否跟进?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激励能否跟上?关键是文件的执行。 《华夏时报》:您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何建议?杨瑞龙:30多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 虽然市场机制和市场导向存在缺陷, 但它们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
       因此, 市场化转型应该是基本原则, 市场机制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 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不能从原点出发, 历史不能给我们一个新的进程, 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因此, 我们不能回避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如果偏离这一点, 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就无法发挥。但最根本的一点是, 市场机制必须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非常恰当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格局。